在命理学的探索道路上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：面对众说纷纭的理论，常常不知何去何从。许多观点听得多了，便不自觉地接纳，甚至奉为圭臬，却忽略了去伪存真、慎思明辨的过程。我的文章，正是希望能与各位同道一起，重新点燃那份独立思考的热情，拨开人云亦云的迷雾。
今天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读书方法——“对比研读”。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构建知识体系，更能引导我们穿透文字的表象，去洞察古人内心里所要表达的真意。
在《三命通会》卷五的“论七杀”之中。万民英在其中分述了“时上一位贵”与“年上七杀”两种情况（有兴趣的朋友，还可参照“天元坐煞”，三者对比，其味无穷）。
当我们阅读这几节时，会惊奇地发现：同为七杀，仅仅因为位置不同，其论断与处理方式竟有天壤之别。时柱上的七杀，一般要制服而为权力；而年柱上的七杀，大多是不需要制服的。
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？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命理逻辑？我想，这正是值得我们停下脚步，深入求证的地方。
（当然，进行此类对比研读，需要扎实的命理基础作为支撑。初学的朋友不必心急，可先将基础打牢，日后再来品味其中奥妙，方能水到渠成，避免因误解而产生“莫须有”的臆断。）
为何说时喜制而年不喜？
原文大致是这么说的：
论“时上一位贵”，《喜忌篇》云：若乃时逢七煞，见之未必为凶，月制干强，其煞反为权印。 此为“制之”的典型。
论“年上七杀”，《经》云：年逢贵气，不用制伏……又曰：岁煞一位不宜制…… 此为“不制”的明证。
可叹的是，古人如此精微的辨析，在当今快节奏的学习中，却被逐步简化，以至于到如今，“七杀必须制服”成了一个近乎绝对的“通理”。
或许有朋友会说，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我们应当“与时俱进”。此话固然有理，但我们是否想过，在尚未完全“信书”——即深入理解古人立论的本意之前，我们又何谈“无书”与“超越”呢？
不幸的是，正是这种对经典的浅尝辄止，让许多珍贵的体系（如神煞）被轻易地贴上了“糟粕”的标签；甚至整个命理文化，也因此蒙尘，被打入冷宫，不得翻身。
他人眼中的“糟粕”，或许正是我们未经发掘的“精华”。
决定其价值的，并非某个“看似权威”的论断，而是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投入那份“求真知”的恳切与“下苦功”的决心。
那么，亲爱的易友们，您是否也曾在古籍中，有过类似的“顿悟时刻”？
非常期待在留言区，看到您的真知灼见。
